所以，开放和国际化是不可绕开的重要环节。
（三）货币制度史与社会整合的三种方式众多学者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属性，尤其是原始货币与现代货币的差异时，大都会借助于波兰尼对三种社会整合方式的区分：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除非贸易变成市场贸易，货币才变成交换货币，问题是这样一种经济如何运作。
（三）货币起源与早期文明货币起源要从早期社会三种整合方式中去寻找，货币制度的演化也跟文明的发展进程相互呼应。乔治·多尔顿（George Dalton）在分析原始货币的特征时也用到了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的区分。这三种社会整合方式的区分最早是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 Malinowski）完整提出，波兰尼对其进行了系统阐释和运用而广为人知。酋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这些节庆场合收集和派发财富，这产生了他主导的收集和储存所产物品的再分配。在原始社会共食和互惠的习俗环境中，食物交易和易物是被禁止的，因为这会侵蚀维系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18ZDA089）、复旦大学—金光集团思想库2022年度研究课题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JGSXK2201）的阶段性成果〕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货币制度史 。国内学者郭丹彤则指出基于这三种方式学界对古埃及经济性质的理解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财政部门加强税收，募集折实公债。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地方银行货币发行量大增，也特别注重物资准备，尽可能地维持币值稳定。二是在住房信贷支撑下，房地产市场鼓起泡沫，形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为激发私营经济活力，国家银行增加私营工商业信贷，支持扩大生产经营。人民政府改组改造私营金融业。
一是紧急控制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在促进就业方面，金融政策通过优惠信贷等措施，鼓励市场增加就业岗位。
金融部门通过扩大投放或回笼货币的办法，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以稳定物价水平。金融政策还是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这些银行按照人民政权的政策发放信贷，扶持农业与工商业，助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计划经济时期，在特殊阶段，政府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调控金融运行。如1984年、1988年出台多项措施抑制经济过热。
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根除了恶性通货膨胀。例如，1962年针对物价上涨、商品严重不足问题，严格信贷支出。这些银行发行货币，聚集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为弥补根据地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26年成立第一家银行——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已走过近百年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二是调控国家银行信贷支出总规模，调控货币投放，以调控金融运行。为了保持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基本平衡，政府采取必须以人民币现金纳税、增加国营商业贸易销售、发行公债等手段，有效回笼货币。
在维护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方面，外汇管理部门还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严厉打击私营金融业大肆哄抬金银、外汇、物资等价格的活动，禁止在流通领域投机炒作，要求合规经营，支持他们向私营工商业提供信贷，引导其投资生产领域，为生产服务。
一是部分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经营不善，被挤兑、倒闭，产生局部金融风险。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等银行机构发行边币时，首先以法币作为发行准备金，另以政府掌握的物资、金银作为准备金。党的二十大强调金融改革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务重大。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银行机构积极发放农业、工商业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金融政策也是国家维持物价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努力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货币发行过多，物资紧缺，以黑市价格为标志的物价涨幅很大，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改革开放后，政府与时俱进地改进管理各类金融机构的工具与手段，禁止国有银行违规发放贷款，禁止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注意甄别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创新，有效管理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了较好的金融环境。
当金融业进行炒作股票、炒作楼盘、炒作农副产品、相互拆借自我循环等脱离实体经济情况时，政府立即出台金融政策，制止、纠正、引导金融业回归本源，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发展经济服务。在治理经济过热或促进社会投资方面，则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定向降低准备金率、特种存款、常备借贷便利，调控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严格管理金融机构，才能保证金融业有序运行。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应对物价波动，紧急冻结国家银行的机关事业单位存款，以减少现金支出。
通过综合信贷计划，以定额流动资金信贷、季节性信贷等方式，金融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重工业部门。在中财委统一领导下，贸易部门抛售物资，暂减收购。国家银行运用差别利率与差别信贷额度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化。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等银行。
国家通过扩大或缩减信贷支出总额，配合财政支出的扩张或缩减，调整基本建设规模，调整经济运行状况。统一财经后，市场一度萧条。
金融政策还是推进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杀手锏。改革开放后，更加注重金融宏观调控，多次采取加强信贷管理、控制固定资产贷款支出规模、运用利率手段等措施，抑制总需求膨胀。
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银行发行货币时，都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作为发行准备金，并在纸币贬值时，采取限期收回纸币、增加银行发行准备金等办法，维护货币的信用。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政策首先是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利刃。
推动私营金融业率先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大力开办工商信贷、农业信贷业务。坚持及时有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主要是持续性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更是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威胁。
坚持运用市场力量与政府政策调控金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根治恶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平抑物价。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日元等货币竞相贬值时，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极大地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信用。
国家银行围绕生产、流通部门，聚集资金，发放工农业信贷，全面为实体经济服务。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强，但也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
同时，人民政权严格管理金融业，积极开展对敌伪货币的斗争，保障了根据地的经济利益。中国人民银行诞生后，政府将能够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人民币、稳定物价的准备。